1976年，華國鋒出示了毛澤東一張“你辦事，我放心”的紙條，成了接班人。他粉碎“四人幫”，決心追隨毛主席的道路，繼續捍衛人民公社。但實踐論最終取代“兩個凡是”，被宣布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后“包產到戶”突破人民公社的邊界，成了順應農民實踐的偉大成果。1980年代初，華國鋒辭職，一撥老干部也被轉移崗位，其中一部分來到農研室。

　　年輕人再一次驚訝，和自己共事的部級老干部就有二十多位，還有前副總理紀登奎等等。按照某些時期黨的標準，他們中的一些人犯過某些時期的“錯誤”，到幾號院也就帶著貶黜的意味。但翁永曦說老人們樂于在九號院工作，因為杜潤生“包容雜音”，他們總能“暢所欲言，心情舒暢”。

　　每年秋季，爭論就開始了。各組調研歸來，拿著自己的成果，提出新的改革方向。聯絡室也邀請各級官員、研究者參與座談。老的，少的，保守的，開放的，坐在一起吵上七八天。最激烈的爭吵經常發生在農研室老干部和農村發展組的年輕人之間。

　　在段應碧印象中，發展組年輕人自信，觀點新鮮，常毫不客氣地打斷老人們的表達。

　　有一次他們和杜潤生到中南海匯報糧食問題，拿出數字模型證明一個方案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提出反駁，年輕人鄧英淘脫口而出：“你們中央想什么呢?我們提的數據是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與反復測算出來的，不是拍腦袋。”領導人馬上向年輕人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你們慢慢說，我仔細聽。”

　　走出中南海，張木生以為杜潤生會批評他們張狂，卻聽到他嘿嘿樂：我就是要讓你們這些小家伙為我們這些老家伙投石問路。

　　“小家伙”和老人的那些最激烈的爭論如今看來顯得可笑——能不能雇工?雇多少算是資本主義?——這些爭論往往被拔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另一些爭論夾雜著饑荒記憶帶來的對糧食的感情。因而，當年輕人論證糧食相對過剩時，老人們強烈抵觸：

　　“混賬話!糧食怎么會過剩?”

　　戴小京描述這些場景時，坐在五星級酒店的餐廳，氣氛有些不搭，但他沉浸在往事中。他試著理解老人們的歷史。有一次他和聯絡室主任盧文出差，“老盧講起戰爭年代帶著隊伍在十萬大山里行軍躲避敵人追擊時抓過一個人，審問覺得八成是老鄉，但也不排除奸細的可能。可萬一是奸細全隊就麻煩大了。怎么辦?只能殺。隊伍繼續往前走時就聽到后面大喊冤枉，之后幾十年都為此而糾結。”這是戴小京第一次認真聽老人們的故事，慢慢“腦細胞開始復雜起來”，“看上去很不合理的事也許有其深刻的原因。”

　　到了美國農業部，他發現自己變成了保守派。看到美國人刷刷兩筆畫出了供求曲線、理性講著如何發揮“比較優勢”，倏地想起饑餓的童年時代，曾一遍遍數著糧票，到了近乎強迫癥的地步。他對他們說，“如果不只餓過一兩頓而是持續地餓過一段時間，那記憶是刻骨銘心的。在你們看來糧食供求就是一個曲線，但對挨過幾年餓的人可完全不同，在中國討論糧食政策的時候，那可是直接聯系到情感神經的。”

　　他開始接受——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個合理的東西必須腳踏實地才能往前走。那些年里，讓戴小京觸動最大的一個詞是“實感”，腳踏實地的感覺。“每次坐到桌上來，先不要說我認為，而應該說我去哪兒了，看到了什么，之后才是看法。”

　　“這種鬼詞只有杜老才能發明出來”

　　在沖突中找到融合，正是杜潤生所要尋求的。段應碧說，杜潤生喜歡激烈的爭吵，對只有單面意見的座談會，他會宣布取消。他時常咨詢年輕人的看法。如果贊成，他會提反對意見，如果反對，他又說贊成。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真正態度。

　　翁永曦很快領悟了杜潤生的方法，稱之為“反方向推敲”：傾向性極強的一件事情，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駁倒反對意見。反對意見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煉出來。這樣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經過如此反復的調查、交鋒、論證、磨合、折中，所有的政策被謹慎規范的語言包裝成文件模樣，最高層領導幾乎不做修改就可拍板。